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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(二):会师井冈山

来源:中国青年杂志2021-04-07 20: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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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者按:

  “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、明确方向,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、凝聚力量,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、砥砺品格。”2月2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,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,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,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。

 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、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,《中国青年》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《“说空话”与“办实事”》《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》与《“赶考”》三篇文章。

  《“说空话”与“办实事”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-1925年,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、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,阐明了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”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、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。

  《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》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-1931年,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,创造性地开辟“武装割据”和建立“革命根据地”的“井冈山道路”的艰险历程,尤其是在对传统“农战”的继承创新基础上,建立“人民子弟兵”,并以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。

  《“赶考”》则聚焦1945-1949年,毛泽东领导“人民军队”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“人民政权”的艰辛历程,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、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,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”的深刻含义。

 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,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,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,经纬结合,开合大气,既有史学的严谨,又有思想的火花,宏观与微观、历史与现实,结合得天衣无缝,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,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,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,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、好读本。

  经此三篇文章,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,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、不自主,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,一步步成长、成熟与壮大的。从中,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、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,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,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,领略忌谈空话、专办实事、躬身力行的魅力,真正做到明理、增信、崇德、力行的统一。

 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,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将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,以飨读者,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。

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(二):会师井冈山

文/韩毓海

“上山”

  1927年10月5日上午,毛泽东带了7个人、5匹马,到古城与宁冈之间的大苍林风和家,与袁文才会面。也许他们彼此都没有想到——两人相见恨晚,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傍晚。得知袁文才只有60条破枪,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他100条枪,而袁文才则慷慨回赠1000块大洋。袁文才当即表态说,毛委员果然是“中央才”,只要你毛委员看得起我袁文才,你就把茅坪当作自己的家吧。

  看到毛泽东脚上有伤,衣服破旧,回茨坪后,细心的袁文才便让妻子谢梅香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衣服,一双新鞋。1927年10月7日,袁文才亲自带了30人,抬上一张睡椅轿子,来接毛泽东上茅坪。

  毛泽东没有换衣坐轿,只是换上了谢梅香亲手做的新鞋,拄着拐杖,走到了茅坪。

  毛泽东到达茅坪后,被袁文才安排在八角楼养伤。八角楼上,原来住着贺学敏一家,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贺子珍。

  关于今后的打算,袁文才后来曾对宁冈东南特委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说:“当时毛委员对我讲,听说八一起义部队会下广东,而他是中央的人,所以准备去韶关,到那里去找叶挺、贺龙的部队,一起重建广东根据地,将来他们一定会打回来的。他走之后,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。我问他,留下的是些什么人?他讲有连长、营长还有师长。”袁文才当时想,八一起义后的部队,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,何况现在到处都是敌人,毛委员孤身横穿湖南,如何能走到广东?我虽然知道他是“中央才”,一个“中央才”落在这么个地方,也实在是委屈他了,但是现在敌人到处杀人,他确实是走不脱的。

  所以,袁文才只好婉言劝毛泽东说:“我袁文才就是个初中生,你留下这么多大人物,我怎么能带得下去?你们既然来了,就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,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来管,有我吃的,就有毛委员吃的,你看这样好不好?”

  听袁文才这样讲,毛泽东很感动。于是就说:“如今我们来了这么多人,你钱粮有限,我可以带人去茶陵、遂川一带去打土豪,咱们一起克服困难。”而袁文才坚持说:“先请毛委员安心养伤,你就是去打土豪,也得脚上的伤好了才行。”

  可见,当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形成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完整想法,他当时想的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,去广东建立根据地,重整旗鼓,重新北伐。

  不过,当时天气已冷,部队官兵还穿着单衣,粮食根本不够吃。于是,毛泽东便不顾脚伤,决定立即带着队伍去遂川的大汾筹集给养。张宗逊后来回忆说,当时,水口、大汾都是比较大的地方,毛泽东同志带队去这些地方,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。

  袁文才苦劝无用,只好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带上,这封信是写给王佐的。袁文才说,如果毛委员在遂川有办不妥的事情,可以去找王佐,王佐就在遂川的茨坪。

  毛泽东带队下山后,先到了靈县的水口,这是一个小村庄,就是在那里,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辞而别,离开了队伍。毛泽东得知后说:“他们要走,就让他们走吧,那些不真想革命的,早晚都是要走的。”

  余洒度离开红军后,立即投降了国民党,后官至训政处处长。而苏先骏在1928年被敌人抓获,他被捕后,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。郭亮被杀后,他的头被挂在了长沙城门上示众。

  1930年7月,红三军团攻克长沙,苏先骏被彭德怀抓获处决。

  余、苏的脱逃,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。遇到风浪,领导者率先动摇逃跑,在这些人看来,共产党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组织,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信念。于是毛泽东决定:在水口举行入党宣誓仪式。

  那天夜里,水口圩叶家祠堂的墙上,挂着两张红纸,一张写着“CCP”三个字母,一张写着入党誓词,赖毅、陈士渠、欧阳健等6个新党员,跟随毛泽东举手宣誓:

  牺牲个人,阶级斗争,严守秘密,努力革命,服从党纪,永不叛党。

  离开水口,毛泽东率军进入遂川。10月22日夜,毛泽东率领部队夜宿遂川大汾镇时,遭到地主肖家璧武装靖卫军的突然袭击,部队被冲散。毛泽东身边只有特务连,而张子清、伍中豪带的主力团也联系不上了。当时,对于周围的环境,也是完全不了解,部队往哪里去,谁也不知道。

  谭政后来回忆说,那真是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候。到了早上,收拢起队伍,大家吃了饭,发现毛泽东同志还没饭吃,好不容易搞到了饭,又没有东西盛,毛泽东同志穿了件长袍子,只好用袍子兜着,用两根树枝当筷子。当时大家都疲惫地躺在地上,这时毛泽东同志精神抖擞地说,现在开始点名,毛泽东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喊:“1!”于是大家都跟着他一一报数,疲惫的军心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。

  于是,队伍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,在荆竹山,遇到了王佐派出的侦查员朱恃柳。这时,毛泽东把袁文才写给王佐的信拿了出来,朱恃柳立即赶回茨坪报告王佐,王佐马上带人来接毛泽东到了五井。

  井冈山的中心,其实是以五井为核心的茨坪,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来到了井冈山的中心。

  红军将以什么样的形象上井冈山呢?上山后怎样与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呢?在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,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:一,行动听指挥;二,筹款子要归公;三,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。

  这就是“三大纪律”的首次提出。

  到达茨坪的当天夜里,毛泽东与王佐彻夜长谈。毛泽东为王佐的直率、单纯而感染,而王佐此后则常对人说,毛委员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,跟他谈上一夜话,真是胜读十年书,有学问的人带出来的队伍,就是不一样!

  那天晚上,毛泽东提出:要在红军里办一所学校。当王佐问,这学校是不是陈慕平上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,毛泽东回答说,这所学校要办成长沙的岳麓书院,要办得比岳麓书院还长久。

  近代以来,湖南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,其中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,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睁眼看中国的人。

 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“寻求富强”,而在毛泽东之前,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“富强论”者就是邵阳人魏源。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“王道”谈“富强”,受王阳明的影响,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。

  魏源与毛泽东,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。不同的只是,毛泽东是革命家,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,并最终取得了胜利;魏源是改革家,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,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。

  魏源呕心沥血所做之《海国图志》《圣武记》和《元史新编》,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,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——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。

 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,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,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,这就包括诱敌深入、防御战中的进攻战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,以及“打到敌人后方去”,等等。

 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,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;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,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,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。

  在战略方面,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,值得注意的是,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。

  魏源的名言是:“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,无不富强之王道。”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,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,这是历史的大悲剧。

 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,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。王道不是刑名利诱,更不是“三纲五常”,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,王道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和无产阶级意识。

 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“王道”与“富强”的统一,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——毛泽东推行的“王道”朗朗上口,可歌可泣,被称为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毛泽东更把这种“王道”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,而这支军队叫“中国工农红军”。

  以军队推行王道,以王道节制军队,这是毛泽东的发明。

  1927年12月,毛泽东从茨坪回到茅坪,就立即着手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,由吕赤任教导队长。吕赤,原名吕希贤,黄埔四期学生,入党后改名为吕赤,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。当时,大家出了一个题目,请他讲一讲什么叫作“革命”。

  毛泽东形象地以舂米为例,做了别开生面地讲解。

  他说,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,到用水车舂米,再到用机器碾米,这就是进步,这就是革命。他说:“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?革命的目的之一,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,变成用机器生产。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?要靠群众自己。那么,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?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,所以,你们要到哪个地方,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,红军就是个大学校。”

  “红军是个大学校”——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军官教导队,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。今天,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。

  国防大学,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。

  龙江书院,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。

  毛泽东是经历了九死一生,方才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的。而就在他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,下山游击打土豪的第一团,在占领茶陵县城后几乎哗变,第一团团长陈皓趁毛泽东不在军中,打算拉着这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。

  当时毛泽东脚伤未愈,接到报告后,他立即拄着拐杖,冒着大雪,从井冈山赶到茶陵。这时,在大汾失散的张子清第二团也到达了茶陵。这一天,恰好是12月26日,就在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,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,当场揭露陈皓的叛变行为,撤销他的职务,立即予以枪决。就这样,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,才终于把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茶陵拉回到了宁冈。

  在茶陵,毛泽东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生日。

  毛泽东就是这样,度过了波澜壮阔的1927年。

  “三月失败”与“八月失败”

  何长工回忆说,因为当时井冈山上信息不通,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同志最焦急地就是四处寻找中央和省委的消息。而何长工又感慨说:“当时,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,‘日日夜夜盼中央,中央来了却遭殃’。”

  1928年3月上旬,湖南军委特派员、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宁冈,传达湖南省委指示:一,秋收起义没有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,而是转兵逃跑,因此,必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;二,毛泽东要改正错误,必须立即集合队伍,赶赴湘南,参加湘南起义。

  1927年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、秋收起义之后,中央的方针是在1928年继续暴动,而湖南省委的头等大事则是进行湘南暴动。

  所谓追究毛泽东的责任,就是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、省委委员的职务的处分。但是,周鲁在传达指示时过度激动,竟然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。

  一方面是把毛的党籍开除了,但另一方面却还要他立即带领队伍改正错误——这个指示本身就自相矛盾,实在无法执行。而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: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,他只好跟何挺颖换了职务,何当书记,毛当师长,以这样的方式,使毛泽东能够“改正错误”。

 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,他向部队讲话说:“军旅之事,未知学也。我不是个武人,我是个文人,文人只能运笔杆子,不能动枪。秀才造反,十年不成,我这个师长当得有点玄乎。好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,大家就一起来帮帮我这个民主人士吧!”

  毛泽东最听党的话,虽然被开除了党籍,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党的决定,尽心尽力地“改正错误”。他立即奉命带领部队去参加湘南起义,而王佐、袁文才都拿“中央”没有办法,只好看着挎着驳壳枪的毛泽东,就这样下山带队走了。

  毛泽东走后,肖家璧带领国民党的队伍杀了回来,井冈山被血洗,茶陵、遂川都丢了,只有茅坪和茨坪,在王佐、袁文才的阻击下,幸存了下来。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之后,所经历的第一次失败,史称“三月失败”。

  然而,湘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。这时省委的指示,反而又是让朱德和陈毅带着湘南暴动的队伍,去井冈山找毛泽东。于是,湘南暴动的主力朱德、陈毅部队,只能向湘赣边界撤退,而接到暴动失败的消息后,走到半路的毛泽东立即派人分头去找朱德和陈毅的部队。

  毛泽东沿途一路所见,满目疮痍。他问道:“这些村子,都是白狗子烧的?”而得到的回答是:“一些房子是白军烧的,另一些则是湘南暴动的部队根据省委杀光烧光的政策干的。”毛泽东愤慨地说:“我们要消灭的是封建势力,不是房子,房子留下来,起码可以办学校嘛!”

  一路上,毛泽东发现,老百姓不但怕白军,也怕农军。一个逃难的老表告诉他说,白军来了把村子洗劫一遍,而暴动的农军来了,又把村子洗劫了一遍。在老百姓眼里,白军和农军都杀人放火,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。

  毛泽东沉痛地认识到,如果不改变革命军在人民中的形象,所谓的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;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,革命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而要彻底改变农军的形象,这不是通过三湾那种整编所能完成的。

  为了彻底改变农民起义军在老百姓中的形象,1928年4月3日,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的行军路上,为部队颁布了“六项注意”:上门板、捆铺草、说话和气、买卖公平、借东西要还、损坏东西要赔。后来在闽西,毛泽东又加了两项:洗澡避女人、大便找厕所。

  这就是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最早版本。

  1928年4月19日,袁文才根据毛泽覃提供的消息,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,在靈县找到了朱德、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,引导他们来到井冈山,并安排朱德、陈毅住在了龙江书院。而毛泽东一路打听朱德部队的消息,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——没有想到的是,朱德倒是比毛泽东早一步被接上了井冈山。

  1928年4月23日,毛泽东方才率部回到宁冈。24日,毛泽东到龙江书院看望朱德、陈毅,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这样会合了——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。

  两军会师后,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,朱德为军长,毛泽东为党代表。在随后的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,毛泽东发表讲话,首次宣布了“三大纪律”“六项注意”。

  “朱毛会师”的牵线人是毛泽覃。大革命失败后,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逃到了南昌,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。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下工作。1927年年底,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,当时,毛泽东并不在山上,而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袁文才。于是,袁文才下山接应,才把湘南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。

  两军会师之后,毛泽东首次提出了“武装割据”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,据何长工后来的回忆,当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时,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因为毛泽东的话极为妙趣横生。毛泽东说:“一个人不能没有屁股,如果没有屁股,他就只能到处跑,就根本坐不下,早晚会倒下去;革命也是一样,根据地,就是我们的屁股,有了根据地,我们才算有了着落,就是跑出去,也有个家可以回。”

  朱德、陈毅带来了近两万人,而战斗部队却只有两个团,其余的都是湘南起义部队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。近两万人扶老携幼而至,井冈山的粮草大成问题。于是,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下山挑粮,而粮食依然还是不够,吃饭基本靠“红米饭南瓜汤”。最终,不得不让大批的湘南家属离山回家。

  但是,红四军成立仅一个多月,湖南省委就写信给红四军军委,又要求红军主力再次向湘南发展。这次省委说,上次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的指示是误传,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还是照当,这样,作为前委书记,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。

  有了“三月失败”的教训,毛泽东认为省委的指示是不妥当的。1928年7月4日,毛泽东代表红四军给湖南省委回信,陈述了红四军不应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的理由:一,两军刚刚会合,需要整编磨合;二,队伍的军纪不好,现在去湘南,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;三,湘赣两地的敌人已经结束了内讧,一致向我们进攻,我们现在不能贸然出击。

  但是,由于朱德、陈毅率领的部队——特别是红29团是在湘南起义时成立的,他们觉得井冈山总是吃“红米饭南瓜汤”的日子实在太艰苦,加上家属都已经被劝返,于是,他们坚决要求回家乡团聚。这时又有省委领导杨开明和杜修经的指示撑腰,于是,朱德、陈毅就被湘南暴动的部队裹挟,不得不率领红28、29团开赴了湘南,而刚刚在井冈山会师才一个多月的部队,就这样又分开了。

  1928年7月24日,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下途中,在郴州与国民党部队发生激战,在战斗中,29团不听指挥,擅自跑回家乡,中途被国民党消灭,全团只剩下了一个连。就这样,朱德部队出发时是两个主力团,郴州一败,朱德手里只有一个团(28团)加一个连了。

  毛泽东原本奉命带队去湘东,但在得知郴州失败的消息后,毛泽东决定亲率一个营去湘南迎还朱德。在桂东县城找到朱德后,红军决定立即返回井冈山,未料在返回的途中,28团二营长袁崇全又叛变投敌。

  当时,29团已经基本打光了,如果再丢失了28团,朱德带领的部队就彻底垮了。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心急如焚,亲自去追28团,结果被叛徒袁崇全开枪打死。

  王尔琢当时是红四军的“三号人物”,他的牺牲令毛泽东万分悲痛,他亲写挽联如下:

  一哭尔琢,二哭尔琢,尔琢今永矣。

  却留责任难承受。

  生为阶级,死为阶级,阶级念如何?

  得到太平方始休。

  由于红军大队去了湘南,毛泽东又带队去接应朱德,敌人趁机再次围攻井冈山,各县红色政权都被血洗,茅坪和茨坪再次成为唯一没有陷落的据点。

 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“八月失败”。

  1928年8月29日,敌人攻向黄洋界哨口。黄洋界处在茅坪与茨坪之间,是井冈山的锁钥。在最危急关头,守山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抬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,打出了唯有的三发炮弹,其中一发炮弹打到了敌人的指挥所,这一炮威力无穷,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,于是,就利用夜间大雾,悄悄撤退了。

  直到1928年9月上旬,毛泽东、朱德才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,闻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,他写下了著名的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:

  山下旌旗在望,

  山头鼓角相闻。

  敌军围困万千重,

  我自岿然不动。

  早已森严壁垒,

  更加众志成城。

  黄洋界上炮声隆,

  报道敌军宵遁。

  经历了风雨,才知道家的宝贵。毛泽东、朱德在山下转战三个月,牺牲了参谋长王尔琢,而幸好井冈山还在,好在井冈山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失守——正如毛泽东说过的:出去跑,总是还有个家可以回,而这就是他写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时的心情。

  这首词,表达了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,也树立起井冈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形象。

  作者简介:

  韩毓海

  韩毓海,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,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,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五百年来谁著史――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》《一篇读罢头飞雪,重读马克思》《重读毛泽东,从1893到1949》《龙兴》等。作品曾获2018年“中国出版政府奖”,2014年和2018年“中国好书奖”,第八届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,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,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,上海文学奖等。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荷兰语、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。

  监制:皮钧

  终审:蔺玉红

  审校:陈敏 刘晓 刘博文

  责编:徐吉鹏 洪莆番

[ 责编:李方舟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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